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们，有个小男孩说：毛伯伯，我们俩名字一样呢！

1947年春，陕北延安，中央托儿所正在收拾行装。窑洞里，木箱、棉被和孩子们的小衣服堆在一起，保育员一边清点物品，一边反复检查改装好的小车。就在这时，毛泽东来到托儿所，看望即将转移的孩子们。 这次转移，并不是普通搬家。1946年6月，全面内战爆发，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推进。1947年3月，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，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这座城市。大人们可以随部队行军，孩子们却经不起长途奔波，托儿所必须提前做好安排。 毛泽东走进院子时，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。有人抱住他的腿，有人仰着脸喊“毛伯伯”，还有几个孩子躲在保育员身后，只露出半张小脸。毛泽东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蹲下来，挨个摸摸孩子们的头，询问他们吃饭、睡觉的情况。 一旁的工作人员忙着装车，有人舍不得丢掉瓶瓶罐罐。毛泽东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东西太多，毛驴也驮不完，路上还要照顾孩子，能少带就少带。”说完，他又拍了拍一辆用木床改成的小车，叮嘱大家一定要捆牢，不能让孩子在路上受伤。 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集中在延安？事情还要从长征之后说起。 红军长征途中，不少女同志随部队行动，刚出生的婴儿无法跟随，只能暂时托付给沿途群众。到达陕北后，革命队伍中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，有烈士遗孤，也有前线将士的子女。最初，孩子大多寄养在乡亲家里，但生活条件有限，缺医少药，喂养和照料都很困难。 中央卫生部门负责人傅连璋对此十分担忧。他认为，寄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，必须建立专门的保育机构，把孩子们集中照看。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支持。据相关回忆，毛泽东还说，自己的女儿李敏可以第一个送来。 托儿所成立后，丑子冈担任负责人。她早年参加革命，丈夫牺牲后独自带着孩子来到延安，先后做过护理和管理工作。她懂得照料孩子，也有基层工作的经验。最初，托儿所只有几个窑洞、七名孩子，后来规模逐步扩大，刘伯承、左权、邓小平、任弼时等人的子女，也先后被送到这里。 条件却远没有想象中宽裕。药品紧缺，粮食也不充足，孩子们曾集中感染痢疾和百日咳。医护人员只能尽力寻找办法，除了使用有限的药物，还通过输血等方式救治重病儿童。保育员王茜平曾为患病的刘太行献血，孩子病情好转后，这种救治方法又被用于其他患儿，百日咳才逐渐得到控制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所托儿所后来被称为“洛杉矶托儿所”，并不是因为它设在美国，而是因为宋庆龄通过海外友人和华侨募集物资，辗转送到延安，帮助解决了孩子们的急需。为了纪念这批援助，中央托儿所改用了这个名称。 物资改善了，危险却没有消失。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曾在托儿所生活，因年幼失去母亲照料，保育员对她格外关心。1946年，刘华北在延安遇害，案件一直未能侦破。刘伯承得知消息后从前线赶回，面对女儿的遗体，他没有责怪保育人员，而是要求继续查清真相，随后又返回了战场。 孩子们并不懂这些沉重的事情。他们记得的是窑洞里的饭菜、保育员的怀抱，还有节日里难得的糖果和花生。1942年春节，毛泽东曾把托儿所的孩子接到住处，还带他们去看秧歌。孩子们学着他的口音说话，惹得他哈哈大笑。 这次撤离前的探望，同样留下了一个轻松的小插曲。毛泽东来到操场，孩子们争着往前跑。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挤到他面前，神秘地说：“毛伯伯，我和您的名字一样。”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，问他叫什么。男孩挺起胸脯回答：“您叫毛主席，我叫席毛，名字差不多。”周围的人都笑了。毛泽东把孩子抱起来，问他长大想做什么。男孩回答：“当八路军，跟伯伯们打敌人。”毛泽东笑着说：“那就好好长大。” 这段对话看似淘气，却很符合托儿所孩子们的生活状态。他们从小接触革命队伍，听保育员讲战斗故事，也常常跟着大人唱歌、演秧歌。毛泽东多次为儿童题词，1940年题写“天天向上”，1941年题写“好生保育儿童”，1942年又题写“儿童们团结起来，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”。 撤离开始后，托儿所的孩子跟随队伍辗转转移。保育员既要照顾饮食起居，又要防备空袭和突发情况，行军速度不能太快，夜间还要轮流守护。经过一年多的迁徙，原先年幼的孩子陆续到了入学年龄，中央遂筹办寄宿学校。 1948年11月21日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举行开学典礼。学校对干部子女和普通工作人员子女一视同仁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、李讷，毛远新等人后来也曾在这里学习。学校生活重视纪律和劳动，学生要自己补袜子、修鞋，俭朴作风贯穿日常。 1949年12月，政务院决定把6月1日确定为新中国儿童的节日。1950年6月1日，毛泽东为《人民日报》题词“庆祝儿童节”。此后，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也通过学校教育和题字，逐渐成为许多学校里最常见的勉励语。 特别